律师事务所实习报告

关于律师事务所实习报告4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报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内容的完整。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报告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报告4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本人于20xx年四月在xx律师事务所完成了一个月的实习工作。在实习期间，我亲身接触到了律师实务，实际参与了一些案件的诉讼过程，独立完成了几篇律师日常法律文书的写作。现将实习期间的工作经历总结为本报告。本实习报告正文部分将分三个部分完成。第一部分为实践经验，主要讨论一些律师在办案过程中的工作方法。第二部分为诉讼技巧，主要论述在诉讼过程中的一些技巧性工作方法。第三部分为法律文书，主要讨论初规范性格式外，在律师文书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实践经验

1 以事实为依据

事实胜于雄辩，律师实务不同于学术研究，律师在诉讼中的难点并不是解决法律如何使用，而是理清案件的客观事实。以法律为标准将生活事实整理为法律事实。因此律师在开庭前最主要的工作除了研究法律适用外，就是认真的搜集证据，掌握与案件有关的客观事实以及证据基础。并且应该注意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尽最大努力使我方主张的事实得到证据的支持。在分析证据的时候应该对全案证据作出综合判断，仔细分析每一个证据的证明事项，以及各证据之间的关系。主要工作在于检查证据之间是否相矛盾；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力的强弱；所提供的证据与诉讼请求之间有无矛盾；以及不同的待证事实之间的证据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从整体上把握证据与诉讼请求之间的关系，不可割裂开各各证据之间的联系，孤立的审查证据。

例如，在一起发生在上海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之一就是要求被告承担其交通费，而在其主张的交通费中主要的褶证据是两张价值400元的从赤壁到上海的汽车票。而其起诉书中确表明在事故发生后原告的丈夫就赶到了医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中规定，对于必要的交通费用，原告的主张可以支持。由于原告的丈夫已经在原告身旁，这400元的车票不属于必要的费用。显然，原告的起诉书中所承认的事实与其诉讼请求以及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影响了诉讼请求的成立。

2 注重交易习惯

法律只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抽象，其并不是穷尽所有社会生活。对一些对社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的习惯，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尤其是一些商事交易习惯，在与法律没有冲突的情形下，可能直接决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在应该注意案件所涉及的交易习惯。在很多时候，交易习惯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结果。

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纠纷中，双方当事人签订了《房屋定购协议》，后房屋一直没有开工。我方当事人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对方当事人主张其并没有房屋预售许可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若干问题解释》规定，合同应该无效。我方当事人无权要求违约责任。我方主张：根据交易习惯，“订购”不同于“定购”其只反应了一种交易意向，而不是交易本身。合同的标的不是房屋所有权的转让，而是以协议中约定的条款来订立买卖合同。因此《房屋定购协议》并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若干问题解释》。合同有效，对方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交易习惯在诉讼中的重要意义。

3 注重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根据我国的宪政结构，地方政府，人大有权力指定行政法规以及地方规章。这些规章虽然效力低于法律，但是确具有规范性效力，可以在诉讼中直接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因此其在现实中的诉讼纠纷中确十分重要。而且法律的抽象性与法律的确定性之间存在矛盾。为了保证规则的涵盖面，法律不得不使用抽象语言表述规则，这样确又与客观事实之间产生一定距离。在大多数诉讼中，虽然都有法律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但是确没有明确给出解决纠纷的方，把相关问题交给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解决。因此在诉讼中一定要注意行政法规，地方规章。首先应注意对案件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所在地的政府，人大对案件涉及的问题有无规定。其次，应该注意案件争议的所涉及到的行业主管部门对此是否由规定。第三，分析各规定，法规之间有无矛盾，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效力层次。

例如，在上文中涉及到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涉及到的法律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的法律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涉及到的行政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涉及到的地方规定有：《上海市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条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上海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出补助标准》

在这样一起纠纷中，所涉及到的法律外的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大于法律文件。

4 注意会计技能在案件中的适用

在民事纠纷中大多数都涉及到损害赔偿的计算，计算方法将会直接影响到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而这个时候引入一些基本的会计方法即简化了计算步骤，又比较容易被法院接受。

例如，在一起侵害承包经营权的侵权案件中。在计算损害赔偿数额时律师采用了以下方式计算：

1 预期损失，根据05年同期营业额为计算标准计算合同解除后原告应该获得的受益。以营业额的35％为利润计算标准。

2 支付给员工的工资、由于被告的违约，使原告的营业额下降，但是确必须按照原营业额给付员工工资，对于多给付的工资，应该由被告承担

3 机器折旧费用，以其可使用年限比照实际使用年限，计算折旧额。

4 房屋装修的费用，装修的花费，减去使用年度的费用。

如果用会计方法来检验，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合理，根据会计基本公式，利润等于受益减费用。既然以受益的35计算利润，那么在主张多支付的工资这一费用，显然属于重复计算。而且在计算折旧费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净残值，以及当事人所在行业所适用的会计准则的规定。这样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法院支持。

5 多种方式分析问题

法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律师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应从多个角度去分析问题。诉讼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在现代法治国家中，法院并不是展示律师法律技能的唯一舞台。行政手段也是解决争议的一种高效方式。在遇到纠纷时，可以在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之间灵活灵活的选择。而不仅仅拘泥与诉讼或是仲裁这些成本高昂，耗费时间较长，且存在着诉讼风险的手段。比如在土地权属纠纷中，即可以选择民事诉讼中的确认之诉，又可以提起行政裁决或者行政确认。而且还可以在不同手段之间可以灵活切换，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果发生，减少解决问题的成本。比如，当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如果政府的公证性受到外来因素不正当干涉,可以从行政手段跳跃到诉讼手段，将争议问题的管辖权 ……此处隐藏7098个字……利益主体的“解释”都是在向本身于己有利的方面解释，而我们到底以何种的理解和解释原则才可避免法律适用的尴尬。作为律师，我想，首先的基本价值尺度应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理解和解释，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当事人的角度分析。在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违背时还应坚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世人说，律师仅仅是为当事人说话的，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时律师可以通过自身对法律的狭义理解违背法律却还是站在法律的原则下行事。而在我所经历的种种律师办案实践中，试图以我在学校中学到的理论和设想论证这种假设时却显得那般力不从心。中国的法治进程并没——也更不是很如——我们想象或是他们想象的那般脆弱。律师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权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国家的律师与人口数相比，我们的律师数量还远远低于法治国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并不倾向于仅仅是以数量和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比这些更为深切的原由是我们的司法需要和他们不可相提并论。还因我们的司法本土资源和他们的制度基因有着天壤之别。世人那样去说律师的价值是以他们固有或是以他们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实践中亲身接触了律师的生存景况后却是那般的思索万千。

首先，在中国本土做律师，律师有时真的不是在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前去为当事人利益考虑，而考虑更多的却是关系和人情，这是中国化法治进程中特有的现象。一个案件的双方，一方的某某是局长，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个局的局长，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时候，这个案件即外化成了权利纷争的舞台，因为双方都会通过关系说话。这时展现彼此理由的事实即被权利所替代，而律师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时也在想，他们到底是在为了什么而为当事人利益作保障。说按法律，这个案件本身就没按法律办，说按关系，这个案件里面还是要暗含着法律的阴影的，因为法官在判决时总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铺垫。很有意思的是，即使这个案件完全是个十足的法律错案，在法官的判决中一般人也会认为这是个在法律上看来公正的判决，因为法官会在写判决时经过特殊化的处理试图为自己的法律错案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支撑，而且这种法律法规的支撑在有些法律人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法官是在适用现行的法律办案。我们无力去说此种法律法规有问题。当然，这样的案件总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说少了我们就庆幸了，我们理应庆幸的是这样的案件在中国绝迹而不是仅仅说减少了。关于关系案或人情案对司法正义或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自不言自明，而考虑到中国特定的语境，法治的追求目标总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连同律师的角色定位也遭诟病，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理应以何种姿态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让世人尊敬这个职业进而敬畏这个职业即成为一个值得探讨和思索的话题。

其次，中国的律师队伍普遍要比法官队伍整体法律技能高。这样高水准的律师在向低水准的法官阐释法律时难免会出现彼此的理解差异，又因为法官的“权利文化”作怪，律师往往在这一“博弈”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进入律师这个行业它的门槛水准高，原先的法官人员聘用制度都是内部考核，而让自己考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晋升的制度他的弊端是显现的。而律师的行业准入度还是律师资格考试，而律师资格考试的试题难度和考核水平当然的要比法官的高许多。我们也当然不能以偏盖全的就说法官的水准低律师的水准高，而仅仅是说这个准入的尺度至少说明了他们的前期能力水准的不一。第二就是法官的工资待遇由国家负担，对于法官的社会保障要比律师好的多，某一职业的待遇和薪水好且还没有对此相配套的考核制度，那么此种职业人员业务水准的上升几率即会很少。律师是自谋生路，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是考他们自己的业务水平，而且自己的业务水准总是和自己的生活水准相挂钩，而在法院有的法官即使业务水准不强他还一样的可以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就因为他处在这个被行政所垄断的体系中可以享受到垄断多带来的利益。当律师和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知不一时，虽然律师为了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可具理纷争，但此种纷争的结果有时在还没有开始纷争时就已注定。又因为律师和法官的之间一个是“权利文化”的替代者，一个仅仅是当事人利益的替代者，而这两替代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往往在处于平衡时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个外在因素的影响有时竟是定性的，它可以使这个案件完全的倒向另一边。例如上述案件，假使另一方（老太太的亲身女）找到关系说服法院（在这个说服的体系中说服了法院一般都可以说服法官，除非这个法官故意和打招呼的领导闹矛盾不予照办），那么法官也可以将这个案件判决成，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遗赠抚养协议”不能和本身享有赡养权的子女签订，所以此协议无效，为此法官即可以支持亲身女的诉讼。从而在这个“权利文化”的对诀中，没有权利身影的当事人天然的处于不利地位，既而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再者，律师对于案件胜诉决定权的掌握并不是如他们当初向当事人承诺的那般坚定。有的律师总是在接到案件后向当事人承诺，此案一定赢，要是赢不了我可以少受或是不受律师费。这样的承诺于当事人看来是大有好处，而最后真正的结果当当事人不愿看到时，律师与当事人关于承诺的纠纷就此生起。我认为，在当事人向律师阐述案件事实时，总是侥幸的假想或是因为对法律的不了解而认为，案件是他方有错，自己一点错也没有。而且当事人也总是倾向于只说自己对的地方，不说自己错的地方，这样建立起的事实当然的在律师看来是对自己的当事人有利的，而假使律师仅仅是以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定性案件。那么，案件到了法院审理时，由对方所阐释的另一种事实与自己掌握的自己当事人的事实不一时，由于本身对案件的了解不充分，败诉的几率大那是很有可能的，当败诉的结果已定局时原先的承诺在此即才成为导致律师与当事人纠纷生起的诱因。所以，我认为，在律师受理案件后哪怕自己深信当事人的陈述是正确的，也万不可给当事人做打赢官司的承诺，由于案件单方面的不全面性，到时出现了以外情况，那么这样的承诺就变成纠纷的诱因并进可能导致律师与当事人间的官司发生。

最后，也是对我学业上有触动并进可能指引我未来学业方向上的思考。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全球化竞争。跨国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例如上次欧盟对中国大陆提起的反倾销，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设置的特别限制措施。这样的纠纷我们国家的企业在应诉时大多是聘请当事国的律师，因为在中国的本土没有这样既懂西方法律诉讼又懂中国特定环境的律师。本身西方的律师费要远远高于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想聘请大陆的律师，可需求的尴尬是本身自己国家的法律职业教育并没有为此种的职业方向培养专门的人才。中国现今的法学教育一方面是学习法律之人过剩，一方面是法律的高精尖人才紧缺，而法学教育的盲目性和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共同导致了现今法律教育的落后性和法律学生就业的瓶颈障碍。我想，应该做和必须做的就是按照法律的职业规划培养法律人才，而不是仅仅按某一特定模式给学生灌输法律知识，让学生记得了什么也许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应是让他们以这样的知识找准自己的职业方向并把职业方向的定位与社会的紧缺人才结合起来，我们社会需要的不是学习法学之人，而是学习法学后所被塑造成的高精尖法律人才。这样的法学人才组成的律师队伍才是未来中国法治进程崛起和加快的最好保障和最佳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