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报告

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报告范文5篇

在当下社会，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报告包含标题、正文、结尾等。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报告很难写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报告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理论的应用窘境在现实面前总是被展现得异常清晰和易于理解，也许站在法学理论学说的角度，我们无从去应然的总结法律实务和法学理论的间隔，但当我们在实务中以自我的真实水平去检验自我的想象水平时，我想，在此期间由理想与现实的阻隔与差距所形成的感悟和慨叹定必不可少，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比这些更重要的，也许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应是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并经审慎思考后所对我们未来前进方向的指引与规划。下面是我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总结报告，对于实习感悟本身的叙述也许于我而言并不能代表我的真实水平，而关于制度和现实的理论思考我想才是我真正得到并将在以后的生活中指导我更为针对的学习和更为有效的钻研的绝佳动力。

一如我在实习的第一天在日志上写的那般：“法律如果不被适用，那么它将形同虚设”。而在我们特定的中国语境中法律的欠缺操作性和技术性的障碍总是对律师的业务水准提出了空前的挑战。按照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如果不被法律禁止即可实施”，在当今的公民社会中，我国的私法却又暗含着对公民社会的保障不充分和不周全。这也就在司法的实践中造成了律师和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一，而理解不一的结果既是对案件的不同认知，由认知的不一所对当事人权益的充分保障在此就生出了障碍，这种障碍有时在我们制定法律时就已显现，而显现的障碍并不能导致相关利益主体割舍自身的利益，而由司法的实践去检验障碍就成为必然。

例如，在我们所代理的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中，老太太和自己的养女签订了此协议，由养女负责自己生老病死的各种事情，而在其死后由养女继承自己的遗产，而老太太的亲身女却以遗赠抚养协议不能和本身具有赡养权的人签订为由提起诉讼。按照我国继承法的理论学说，遗赠抚养协议关系成立的相关主体应是本身没有抚养权和赡养权的双方，要是双方本身具有抚养赡养关系就不必签订此协议。因为子女本身就对父母富有赡养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所规定的，且这种义务的履行并没有相对应的“对价”予以对等。而在此案中，双方签署“遗赠抚养协议”既是属于私法的范畴，且在法律上并没有禁止此种协议，到底是认可这种协议还是按照理论学说不予认可即成为本案的焦点。我们倾向于认可此种协议，考虑的原因是：老太太与本身享有赡养自己的养女签订此协议，一是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二是此种协议对于保障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有益无弊，三是此协议的内容与形式都没违反法律的规定。假设老太太的晚年生活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而老太太又想享受细致周到的关怀，以此种协议去约束子女无疑是众多选择中最佳的。子女在没有尽到赡养义务时老太太可单方面接触协议，此种对于子女的约定约束是比法律的强制规定要好的多。当然我并不很是赞同将此种协议在社会推广，因为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些老人自己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财产”，或是自己的财产与子女的并没有明确的分割，二是让老人以财产的继承要求子女赡养自己于情理上老人做不来。我们在向法官举证说明时就是以上述的理由阐述，并详细说明了此种协议的在法治的精神下并没有被法律所禁止，私法自治的原则应是此案的最好见证。最后法官的判决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更是我们所应看到的。私法的原则体现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更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展现于现实社会。对于本案，本身并没有太多涉及律师和法官认知上问题，我想在此阐述的是，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到底是基于什么又在贯彻着什么样的原则性。法律没有禁止的行为当事人践行了，理论学说的意见是不予认可，而不予认可的学说又与私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两种利益主体的“解释”都是在向本身于己有利的方面解释，而我们到底以何种的理解和解释原则才可避免法律适用的尴尬。作为律师，我想，首先的基本价值尺度应是按照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理解和解释，而不是仅仅站在自己当事人的角度分析。在法律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与当事人的意愿相违背时还应坚守法律的精神和原则。世人说，律师仅仅是为当事人说话的，在为了当事人的利益时律师可以通过自身对法律的狭义理解违背法律却还是站在法律的原则下行事。而在我所经历的种种律师办案实践中，试图以我在学校中学到的理论和设想论证这种假设时却显得那般力不从心。中国的法治进程并没——也更不是很如——我们想象或是他们想象的那般脆弱。律师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权益保障，按照西方法治国家的律师与人口数相比，我们的律师数量还远远低于法治国家的要求，但也正如我所言。我并不倾向于仅仅是以数量和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比这些更为深切的原由是我们的司法需要和他们不可相提并论。还因我们的司法本土资源和他们的制度基因有着天壤之别。世人那样去说律师的价值是以他们固有或是以他们所片面的了解信息得知的，而在实践中亲身接触了律师的生存景况后却是那般的思索万千。

首先，在中国本土做律师，律师有时真的不是在为了法律的精神和原则前去为当事人利益考虑，而考虑更多的却是关系和人情，这是中国化法治进程中特有的现象。一个案件的双方，一方的某某是局长，另一方的某某是另外一个局的局长，等案件到了法院的时候，这个案件即外化成了权利纷争的舞台，因为双方都会通过关系说话。这时展现彼此理由的事实即被权利所替代，而律师在此案中的角色定位我有时也在想，他们到底是在为了什么而为当事人利益作保障。说按法律，这个案件本身就没按法律办，说按关系，这个案件里面还是要暗含着法律的阴影的，因为法官在判决时总要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铺垫。很有意思的是，即使这个案件完全是个十足的法律错案，在法官的判决中一般人也会认为这是个在法律上看来公正的判决，因为法官会在写判决时经过特殊化的处理试图为自己的法律错案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做支撑，而且这种法律法规的支撑在有些法律人看来也是正确的，因为法官是在适用现行的法律办案。我们无力去说此种法律法规有问题。当然，这样的案件总是很少的，也可能在我们实习的过程中一件也遇不到，而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说少了我们就庆幸了，我们理应庆幸的是这样的案件在中国绝迹而不是仅仅说减少了。关于关系案或人情案对司法正义或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自不言自明，而考虑到中国特定的语境，法治的追求目标总是和世人的理想目标相去甚远，连同律师的角色定位也遭诟病，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理应以何种姿态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让世人尊敬这个职业进而敬畏这个职业即成为一个值得探讨和思索的话题。

其次，中国的'律师队伍普遍要比法官队伍整体法律技能高。这样高水准的律师在向低水准的法官阐释法律时难免会出现彼此的理解差异，又因为法官的“权利文化”作怪，律师往往在这一“博弈”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进入律师这个行业它的门槛水准高，原先的法官人员聘用制度都是内部考核，而让自 ……此处隐藏5444个字……我在修改合同书和写刑事控告书的时候，我在法言法语和文书内容安排方面的生疏就被律师指出。这时我才充分体会到知识的运用也需要良好的表达和实践经验，同时也需要严谨的法律思维。

法律文书关系到法官对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措辞必须严谨，马虎不得。我所写过的法律文书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反复修改，因为我知道那影响很大，高兴的是律师对我工作的肯定。

（三）协助律师咨询

虽然这次实习中跟随律师办案的机会不多，但我还是尽量把握。通过旁听律律师咨询过程学习律师接待当事人的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思维特点； 通过旁听庭审了解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律师在其中的辩论技巧、言行举止。有时我也学学组织证据和记录要点，有问题也随时请教。

在通过实习工作积累经验，熟悉律师业务的同时，通过与律师的交流和学习我还了解许多关于律师职业的具体情况与行业环境的细节，特别是律师事务所管理、律师业务、律师收入三方面的情况。

（四）关于律师的理解

1、抗压能力要求大

我进律所的第一感觉就是忙碌，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电话铃声了。我的责任律师有三个电话：一个小灵通，一个手机，一个座机。据我统计：他的座机每一个小时响一次，小灵通每二十分钟响一次，手机半小时左右响一次，这还不包括他主动打出去的电话。往往这边正和一个“王总”聊合同纠纷，那边座机响了，当事人又向他咨询案件的进展情况，角色变化之快，令人叹为观止。

每一座城市大概都会有其独特的味道。香港有两种：每个工作日，你踏上拥挤的港铁，穿梭于无数的高楼之间，燥热的空气和周围匆匆的脚步时刻提醒著你不可以停下，这种叫作压力;某个週末，你乘船前往附近的岛屿，远离了中环，远离了人群，迎面的海风和周围的笑声把你拖进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种叫做轻鬆。短短两周，我们体验到了一个立体的香港，不仅仅有关她的快、她的慢，更有关她的人和她的魂——法治。

中环以内

首先，在师傅的安排下，我先后跟随所里的几位大律师旁听了四场庭审。这也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普通法下的庭审。在此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发现。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律师们在高等法院出庭后都会到楼下的咖啡厅坐一坐。第一次和大律师们去咖啡厅的时候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特别之处，以为只是随便坐坐。但是后来发现，几乎每一次出庭后，大律师们都会去咖啡厅随便坐坐。于是我便疑惑，这种“随便坐坐”的目的是什麽?后来有机会便请教了师傅。原来，在香港，大律师不可以直接接触案件的当事人，大律师所有的案件都是由事务律师委託，由于事务律师也常到咖啡厅，所以大律师到咖啡厅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事务律师，其已经完成了出庭的任务;其次，如果其他事务律师可在咖啡厅经常看到某一位大律师的身影，则证明该大律师代理的案件很多，也是一种实力的证明，这对于年轻的大律师而言，亦是一种很好的宣传。第二个发现是，在香港，特别强调大律师对法庭高于一切的责任。对法庭高于一切的责任要求大律师在向法庭陈词之时，不仅要向法庭展示对己方有利的法律和案例，对己方不利的法律和案例也要向法庭陈述。这完全改变了我之前的认识，虽然这给大律师的工作带来了更多的要求，但是对于法庭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而言无疑是十分有益的。此外，由于大律师不用直接面对当事人，自然就避免了很多来自于当事人的很多无形压力。如果当事人的意见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而其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无法被说服，大律师则可以出于对法庭高于一切的责任的考虑，终止委託。

其次，虽然上了一学期的课，我对国际商事仲裁的理解仍停留于十分浅薄的层面，对于其在现实中的样态充满了好奇。得教于我的两位师傅李焕文大律师(Thomas Lee)和彭喜雯大律师(Ellen Pang)，我不仅加深了对国际商事仲裁本身的理解，对于其在内地和香港的发展现状也有了新的认识。国际商事仲裁在内地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在内地虽然有很多律师从事仲裁相关的工作，但当中真正可以达到国际商事仲裁水平的律师仍是凤毛麟角。语言能力的弱势以及缺乏对普通法及普通法实践的理解等诸多因素，导致很少有内地的律师能够胜任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件，所以内地当事人经常要聘请来自于其他地域的律师。彭喜雯大律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在内地的律师事务所从事仲裁相关的业务，交流中，她流露出对内地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期待，也让我有了作为一名法学生的使命感。

大律师们还安排仲裁班的同学参观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港分会(CIETAC Hong Kong)、国际商会(ICC)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参观期间，我们与其中的工作人员进行短暂的交流，了解了三个仲裁机构仲裁的不同特点。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仲裁庭选定以后，三个机构是否会继续积极地参与案件当中?参与的程度有多大?如果仲裁庭的进度发生了延迟，三个机构是否会积极地推动案件的进行?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三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致回答说，他们在仲裁庭选定之后，都会继续参与案件的进行。但这样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于是，参观后我与李焕文大律师探讨了这一问题，他把三个机构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拿给我看，并让我回忆三个机构工作人员的回答，然后让我自己体会。看完之后我们继续讨论了这一问题，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可以略微区分出三个机构的参与度，也就是其收取的费用。往往最贵的那个机构会参与的更多，而实际当中也是如此。但是具体在实践当中，三个机构的参与程度，著实还是需要亲自感受。

中环以外

週末，张耀良大律师带领全体同学来到了南丫岛，远离了中环，远离了人群，这裡是另一个香港。旅程中，同学们彼此交流，也增加了许多关于香港、关于法治的感悟。法治一直是香港所坚守的基本原则，其在很多地方的表现都值得内地的法律人去学习并思考。首先，香港大律师的执业环境远远地优于内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也更加完善。高度精英化的大律师群体使得这个行业的门槛极高，但同时也保证了该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香港大律师公会在各种社会事件中发声，表达群体的意见，推动香港法治建设的发展。其次，一个社会的法治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其形成的传统观察出来。在香港，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在正式的庭审中都要戴假髮，著长袍，不同法院的法官、不同级别的大律师的著装也是不同的。我还记得在Des Voeux Chambers的门口有一张照片，那是王鸣峰大律师成为资深大律师的仪式。这些传统时刻证明著法治在香港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我站在置地广场的楼下，看著车，看著人，再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律师楼，作为一名法学生，我的心中不仅期待内地的法治发展能够更加完善，也希望内地的法律执业环境可以给予所有法律人更公平且更有价值的对待。

最后，感谢所有任课老师和大律师为课程的辛苦付出，感谢香港大律师公会、丽达集团和学院的支持，感谢香港中联办、香港高等法院、律政司、法援署、CIETAC Hong Kong、HKIAC、ICC等众多机构为我们提供的交流机会。感谢同行朋友帮助，感谢李焕文大律师、彭喜雯大律师两位师傅以及麦业成大律师在实习期间给予的指导。希望有更多的同学得此机会，感受不一样的香港。